如果简单回顾中国制造业,会出现三种不同的面孔,他们代表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
在上海、天津、长春、沈阳、武汉,包括了攀枝花、十堰、六盘水等地,1950年开始,出现了大量国营工厂。成为工人,是一件自豪、光荣的事,有单位福利分房,稳定的收入。这几年,活跃的东北作家们,讲述过父辈工厂的兴衰与失落。
1990年后,大量外资进入中国,本土民营经济也迅速发展。出门打工,成为了时代的一种号角,在制衣厂、电器厂,人们成为了流水线的一员。但工作不再稳定,从一个厂换另一个厂,从一间宿舍搬到另一间宿舍。与此同时,国贸一期在北京竣工,人们向往着写字楼的工作。
社会出现一种流行的思考,用白领、蓝领,来划分人的价值、地位、阶层。工人并没有变好,除了每到春运时候,得到了媒体的关注,几乎成为了隐形的群体。人们在谈论,技术对人的异化、重复单调的生活时,会讨论到工人,工厂成为了一种景观。在网络上,人们说,宁愿风吹雨淋跑外卖,也不到流水线上打螺丝。
那么,未来呢?
未来,正在发生。随着制造业的升级,工厂不止是流水线代工,而是一个个高科技品牌,具有自主研发、创新的能力。生产,变得更加智能化,需要越来越多的紫领工人。社会学家严飞,如此解释这种新的职业群体:“他们是既具有管理创新的能力,又具有技术能力的交叉人才。”
《Ellemen睿士》访谈了三位紫领工人。他们有些共同点:本科学历,童年生活在乡村,都不是独生子女,父母都有过工厂上班的经历。每个人,都有自己的故事。他们分别出生在1987、1990、2000,生活在不同的城市,从事不同的领域、职位。成为工人,也有各自不同的际遇。
我们很好奇,他们为什么会进入工厂?他们又得到了什么?
邵迪
成为工人,还能实现阶层跃升吗?
很难看出来,邵迪是1990生人,他一副商务的装扮,像是早就步入了熟练、精力充沛的中年人行列。谈话的时候,他常会蹦出不同的英文单词,都和成本、效率、利润、制造业有关。2015年,他进入联想集团合肥产业基地(下称联宝)。
这八年,他从一名产线小组长,成为了订单生产规划员。对于工厂,邵迪一点也不陌生。1997年,父母从安徽农村老家,来到了江苏常熟,成为了家庭作坊的纺织工人。在媒体叙事中,这是一群进城务工的人。但在邵迪印象中,那时候的工厂,就给他一种很稳定的感觉。
对此,我有些不解,难以想象其中温馨、公平的一面。人的处境,会影响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。他进一步说道,二十多年,尽管父亲没有一直呆在一家厂里,但从没有出过常熟市,也一直在制衣行业。“务农的时候,要看天吃饭,遇到了自然灾害,收成就会减少。我爸妈在工厂,每个月都有收入,一直供着我和哥哥读书。”
邵迪的反应很快,有着非常惊人的记忆力。他能说出,很细小的少年往事、某一年学费、零用钱的数额,以及上学时老师、同学们的名字,包括了喜欢他的老师,侮辱过他的老师。他出生在乡村,印象最深刻的,就是贫穷。
六岁,邵迪入读一年级,上了一学期,就回家了。每学期要115块钱学杂费,家里拿不出这笔钱。七岁的时候,哥哥在小学二年级。每到上课的时候,邵迪会蹲在哥哥的课桌旁,旁听四十五分钟的课。讲台上的老师,了解他们的家庭环境,也就默许了。
直到八岁,父母去江苏省打工,他们被寄养在了外公外婆家,邵迪才正式进入小学一年级的课堂。外公在乡镇窑厂,当搬运工,外婆照顾四个晚辈,他们是乡村最早一批的留守儿童。乡村的教育很匮乏,主课只教语文、数学。那五年,邵迪在班上成绩很好,得了不少奖状,但去了镇上初中时,才体验到了现实的差距。
初一才开始接触ABC,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。他没有复读机,记住单词很吃力。他为了记住student,冥思苦想,最后用中文写下了——“十九吨的车”。数学也完全跟不上进度,不知道什么是负数,考试只能得三十多分。
作为一个差生,对邵迪来说,不只是老师不喜欢你,更代表了没有存在感,没有尊严。他印象很清楚,某天下午课间休息时,那时中学生流行转书,把课本当成篮球一样旋转。教室内,四个男孩一起玩,这时候语文老师走了进来。他什么也没有说,打了邵迪两个耳朵,其他人没有对应的惩罚。
这成为邵迪退学的导火索。初二那年,他决定去江苏常熟,成为一名纺织工人。他知道,这样的未来,会是苦涩的,但同样又多么自由,一定很适合自己。当现实的幕布拉开后,却是另一番风景。外公送他去了公交站,邵迪要去县城,那里有一班直达常熟的车,十几个小时路程。那一年,他才十五岁。
在昏暗、狭小的服装厂,没有任何经验的邵迪,分配了最简单的工作。衣服在制成后,他负责来剪线头,每件两分钱。花衬衫最恼火,整条工序上,它做的最快,但留在扣眼上的线头最多。早上六点,工人们就要起床,要自己送饭盒去蒸米饭。中午,有一道炒菜,晚上用开水泡剩饭,就着咸菜吃。
“老板也这么吃,他老婆也这么吃,感觉江苏人越有钱越抠。” 邵迪回忆道,那一个多月,经常要加班到十二点。有一天,凌晨了,但还要修补的花衬衫,感觉堆起来有山那么高,仿佛永远也做不完。
最终,邵迪回到了老家,换了一所初中,重新念初一,之后,又重读了一次初三。从淮北师范大学毕业后,他已经二十六岁。他感到,人生比同龄人晚了很久,要迫切找个工作了。他专门坐火车去了合肥,那里有更多企业招聘会,得以进入了联宝工厂。
那次校招,一共招了52人,除了包括邵迪在内的三名本科生外,其余都是研究生。邵迪学的工科,得到了设备技术员的岗位,对机器进行维修和保养。因为生产部门缺人,邵迪成为了180多个小生产线,其中一位班组长。
这个消息传到村子里,很多人都不理解:你读了十几年书,最后也去了电子厂?在亲戚眼中,班组长和普通工人没有区别。某个初中毕业的同乡,在上海工作几年后,得到了一样的职位。在邵迪看来,这和人们的偏见有关——对于工厂的印象,还停留在1990年代的服装厂、流水线上。
邵迪认为,“紫领工人”的概念,来得很及时。“传统意义的工厂,就是你在流水线上,白炽灯下,贴着作业指导书,写着1、2、3、4、5、6,就照着它做。但在联想,它的车间布局非常科学,每一个工作区域,规划了很合理的动线。人是可以活动的,保留了人的贡献。工人也在不断学习,变得越来越有价值。今年,你可能值五块钱,明年就会是十块。”
在组装、物流、包装、SMT贴片等部门,邵迪都担任过组长,他深知,这种学习,几乎没有尽头。比如,一块主板,涉及有几千个零件。如何摆放,如何焊接,用什么样的锡膏,都需要很扎实的电子理论基础。
他目睹过,变化的工厂,变化的工人。随着5G时代的到来,数字化变的很快。过去,一条产线需要90多人来检测产品,现在只需要六个机械臂。生产车间,有着舒适的温度,明亮而不刺眼的灯光。很多区域,都在自动化生产,只有几个人做协助。这在五年前,是难以想象的事。
这几年回村,人们问邵迪,你平时怎么很少回家。邵迪说,在合肥安家买房了,娶了媳妇生了娃。村里的人很惊讶,在电子厂上班,这么挣钱了?那是一间总面积78平米的LOFT。邵迪认为,比起父辈外出打工,确实实现了某种阶层跃升,这不只是在城市安了家,也因为工作本身,扩宽了自己的视野。
现在,他负责给订单量,制定完成计划,这涉及到了产线开多少条、需要多少人工,预估物流成本、错误率对生产的影响,等一系列紧密而复杂的问题。每一天,都很忙碌。白天,处理产线,可能遇到了琐碎问题。晚上的时候,静下心来,分析各种数据,制定季度、财年的规划。他会恶补《供应链的三道防线》这样的专业书籍。
当一个工厂,变得更智能化,工人会更枯燥吗?邵迪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。首先,比起流水线的工人,紫领工人有了更多活动空间,不再定在某个点位。除此外,他们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一个操作员,有机会成为班组长,并更向上一级。这是邵迪走过的路。同样,他也有机会成为技术工,提升学历后,有望成为工程师。“举例来说,工人们学会处理了常会出现的8种障碍。等他熟练后,要有自我学习的意识。思考这些障碍之间,是否存在关联性?日常的操作中,是不是导致机器出现故障的原因?”
“你比如说,学徒们会给汽车的挡风玻璃,加玻璃水。但有时候,突然不喷水了,如果是一名技术员,就是检查喷水的地方,有没有堵塞。“
当一名工人开始思考更多时,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。
李琪
从大学到工厂,寻找工作的意义
天津的冬天很漫长。在联想工厂,温暖、舒适,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服——蓝色的帽子、长袖衬衣,一双深色的塑胶鞋。现在,还没有开工,他们正等候着,看起来很松弛,有时会拍拍对方的肩膀,说说笑笑。这是一间高度自动化的产线,人们负责编程、维护机器,还有一些流水线,那是机器尚未覆盖的人力劳动。
如果你用心聆听,也能发现机器的差异,也许都是——嗒嗒嗒、咔咔咔的声音,却都有不同的节奏、音调。随处可见机器人手臂,拿着笔记本电脑做调试的人,有的屏保用的风景照,也有动漫同人图。当走入茶水间,呈现着不同的杯子、饮料的立柜,你会意识到,穿着同样制服的人,背后有着鲜明的习惯和个性。
联想的人力资源告诉我,生产线自动化后,他们需要更多紫领工人,并从中寻找管理者。整个组长队伍里,大约有60%-70%,来自内部员工的晋升。除此外,他们会校招大学生,成为储备干部。
李琪就是其中一员。她,就在我面前,戴着黑款眼镜,以及一对不太引人注意的金色耳环,一个留有长发,个子高挑的女孩。她的故事,和黄灯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所描述很像:普通学校毕业的年轻人,该如何进入理想的职场?
进入工厂,并不在李琪的人生计划中。2000年,她出生在天津宝坻区,最早,那是一片乡村地带,父母是农民。在初中时,农地变成了市区,全家住进了楼房。母亲去了皮革厂上班,父亲去更远的农地,帮人浇水,也开车做物流运输。
李琪认为,她有一个愉快、温馨的家庭环境。父母都是很温柔的人,总鼓励她去做选择,自由生长。她还有一个哥哥,总会呵护着小他十岁的妹妹。
“小时候我常黏着我哥。那时候,父母要去务农,没人管我,我哥会给我做饭,哄我睡觉。他给我做糖饼,揉面时放一些糖在里面,很好吃。每天,他只有两毛零花钱,但可以给我花一毛五。他拿去买糖,基本都给我。我吃完了,说不够吃,他还给我。”
但在高中,李琪想过,以后要离家远一点,过一种很独立的生活。高考完,她报满了二十多个平行志愿,大多在天津附近,也有湖南、江西的学校。有时命运,如同某个我们并不认识的人,打了一个响指。最终,她进入了井冈山大学的统计学专业。
如愿以偿后,李琪又感到后悔,没想到真的会离家那么远。最慢的一班火车,要花上21个小时。她大哭了一场,母亲劝她,就当是一种体验,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。如果还是不适应,四年之后,再回天津。
专业的选择,是一种基于务实的考虑。李琪称,作为一个女孩,更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但她不想当老师,也不想当医生,于是决定学金融类。按照她的想象,毕业后,她可以进入一家公司,去写字楼的办公室。
进入大学,李琪发现和想象中不一样,统计学,需要有繁琐的演算与分析专业。那几年,她对未来有些迷茫,专业成绩在“中段班”。尽管,这个专业的对口就业率很高,但李琪并不想、也不擅长这个领域。她和其他同学一样,尝试过考教师资格证,他们称之为“父母开心证”,对找工作并没有实际帮助。
快毕业时,李琪看到了一个求职机会,联想会在天津开工厂,招募班组长。早在四月,寝室就有一个室友,去了家乡的化工厂。她告诉李琪,要把思路打开一些,不一定要当白领,工厂一样机会很多。那几天,李琪在短视频上,看有关流水的内容。
“我不知道是什么厂,传送的皮带一直在转,人们就摁一个插排,灯亮了,就继续下一个。有些视频,是人们在打螺丝,或是安装某个部件。看了这些后,我觉得这也没什么,也愿意做。至少,我有了一份工作,可以慢慢进步。“
2022年7月,李琪进入联想,要前往成都的工厂培训。她赶上了一个好时机,集团正大力推进“紫领工程”,通过企业内训等方式,培养具有动手操作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的人。
因此,李琪不仅是一个管理者,也要是一个精通技术的人。在产线,常会有熟练的工人,带着一群新人讲解操作技术。这时候,李琪也会在一旁,跟着学习,亲自上手作业。很快地,她学会了开机检查、切屏、插排等一系列工序。只有精通业务,才能合理安排人力,做好管理工作。
很快,李琪迎来了挑战。因为疫情的原因,很多巡线组长被隔离在了家中。在对管理还不熟悉的情况下,李琪担任了测试组组长。第一步工作,就是要为工人们排班。她查阅以前的排班日志,找到其中的规律,做好了对应的表格。
李琪向其他组长们请教,该如何做好管理?对方告诉她,这没有一个板上钉钉的答案,有的组长特别严厉,有的组长注重亲和力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。如果李琪要在会上批评某个同事,会放在下班前的晚会说。“你在早会时就批评,很可能会影响他一整天的心情。”
组长,要为产线的效率和错误率负责。在工厂,如同一个细密、严谨的齿轮,某一个环节出了差错,可能会让时钟停摆。有时候,李琪会凶屡次犯错的工人。一个很年轻的工人,扫描的时候常会漏扫。李琪叮嘱了几次,扫描完后,一定要看一下屏幕确认。
如果漏扫的次数太多,可能会造成生产的混乱。发生了三次后,李琪当着其他人的面,发火了。这之后,工人意识到了严重性,变得严谨了很多。“我凶人也挺狠的,有时候只有这样,他才可能改正。但不能只凶一下,之后他做好了,你也要去夸奖。”
除此外,李琪会根据工人们的状态,来调整每天的岗位。比如,有人身体不舒服,或是因为失恋了,心情不佳,会安排相对轻松的位置。有些会根据不同人的个性、习惯,有的人测试电脑插口时,常会漏插,或是容易插反。但他扫描部件时,却错误率很低。
在测试组正常运作后,只要有空,李琪会主动去装卸、包装组,了解他们的工作流程,跟着老师傅们学习不同岗位的技术。她最喜欢需要动手的部分,比如,为台式机面板打螺丝。“如果让我打一天螺丝,也不会觉得无聊,会很解压,但时间不允许我一直在某个生产线上。”
在工厂的两年,李琪感到很满意。她觉得一份好的工作,首先不会让人感到无聊,要具有主动性。大三的时候,她在江西一家银行,暑期实习过。她负责在办公室里,进行票据整理,把回执放在一起,叠起来打孔,一捆捆放好。如果正式进入银行,也许,她会成为大堂经理,为来办理业务的客人在流水机上叫号。
这样的工作,李琪觉得太安逸了。她更喜欢工厂,更有挑战力,也需要创造力的工作。他们按照SOP(标准作业化流程)工作,也不断在调整SOP————比如,有些铭牌只靠包装组去检查,会有漏检的可能性。新的SOP里,会规定在装配的环节,也增加检查的步骤。
很多经验,也是在一线生产中得知的。在安装内存条时,需要先用手按压,轻轻晃动后,再插入进电脑里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接触,电脑开机的时候,可能会产生异响。这些来自生产线的知识,会反馈给研发部门,让产品得以提升。
这份工作,让李琪得到了成就感,她想要不断进步。“你会看到,不同的配件,经由自动化生产、人工,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成品,一台全新的电脑。然后,你把一台台产品整体包装完成,就可以马上发给客户了。当你看到这些,会很有成就感。”
陈庆龙
我的艺术创作,在一台台仿生机器人中实现
很小的时候,陈庆龙就对艺术感兴趣了,如同一个男孩,爱上了玩具一般。1987年,他出生在河北唐山的玉田县。他看起来,比实际年龄,要年轻很多,冷静、亲和。你不会感觉到,他正和工厂、艺术打交道,更像是程序员人群中,更为时尚的那个。
在开阔的乡村,年少的陈庆龙,喜欢在雨后,抓蛇、抓蜈蚣,用泥巴做成一台车。他喜欢收集糖纸,用铅笔临摹,糖纸上的金丝猴,《七龙珠》里的各种角色。父亲是汽车修理工,母亲在家料理家务,有一个哥哥,但家境很宽裕。父母知道小儿子喜欢画画后,在初中时,送他去了美术培训班。
从上调、打形、构图,到素描、水粉、速写,不再是天马行空乱花,经由系统化学习,给陈庆龙打开了更大的世界。他可以画的更多,画的更好,初中同学们没有上过美术班,都佩服他画的厉害,很有成就感。顺理成章,进入高中,他成为了艺术生的一员,在严酷的高中,可以留着长发,穿着牛仔裤,背着画板的一员。
去往北京集训时,参观了一个雕塑家的工作室。那一天,陈庆龙目睹了制作过程,看着一团泥,仅用着雕塑刀,就好像变魔术一样,被切成了人的形状。最终,他考进了大连工业大学的雕塑专业,毕业后,留在了这座北方的海边城市,做过动漫手办造型师,之后进入「EX机器人」,从事外形研发和生产的工作。
那是2012年,一个朋友找到陈庆龙,问他对制作仿生机器有没有兴趣。在当前是一个很超前的事情。朋友如此描述,生产出来的机器人,会像人一样,具有表情、会说话、会动,会有肢体语言,是一种拟人的状态。
他愉快接受了这份工作,这听起来有些像是雕塑,但不止于此。他很期待,感觉这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角色,原本一个虚拟的事物,马上要变成了现实的。“当时,国内外没有先例,只是一个概念。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,一点点去研发、设计,这样走了过来。”
日本小说家安部公房《他人的脸》,讲述了一个失去了面孔的科学家,想要制作面具的故事。他躲进了公寓里,做了各种试验,想要在色泽、触感、表情上达到真实。陈庆龙和同事们,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,需要克服很多艰巨的挑战。
“理论上,我也是一个工人。” 陈庆龙谈到了他和父辈的联系。成为汽车修理厂的工人前,陈庆龙的父亲,是一个瓦工。他印象很深的是,小时候有时突然醒来,就看着父亲在翻书,在专研某个技术方案。父亲有一种很工匠的精神,能修的零件,就尽量修好,不用专门换新的。最远的时候,父亲带着零件、工具,专门去内蒙古修货车。
在记忆中,父亲的修理厂,充满了上世纪的味道,堆满了润滑油、轮胎、扳手、配件。因为二胎超生,不仅罚了几千块钱,父亲在工厂的级别还被降低了。但在陈庆龙的生产车间,如同进入了《西部世界》,机械臂上,一个女孩的四肢固定在上面,为它安装胸部、腿部护甲。它也有名字,叫做蒋来来。
比起父亲,独立修理一台汽车,陈庆龙这一代工人,要面临更多新问题。从这一点来说,陈庆龙、李琪、邵迪的工作很类似:不仅要跨部门沟通,还得不断学习新的技术。回顾这些年,陈庆龙告诉我,有点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。
在当时,仿生机器人只是一个概念,没有可供借鉴的产品。机器人的手臂,会用真人进行倒模,要有非常清晰的皮肤纹理。为此,他们需要找到一种可靠的人造皮肤。他们尝试了几十种硅胶在内的材料。最终,找到了一种有韧性、抗撕裂的材质。
EX机器人的头发,包括手臂等处毛发,采用了真人的毛发,一根根植入在人造皮肤上。每款机器人,都有不一样的眼球,不同颜色的瞳孔,有的甚至会加入些血丝。尽可能接近人类的真实外貌。这个过程中,工人们需要很强的创新能力,才能在一点点实践中,得到关键的新技术。
在工厂,新事物会带来质疑的声音。车间里,有做了几十年模具的老师傅,更习惯用油泥来手工完成。他很警惕3D打印技术,一种用电脑建模好后,就能直接变成成品的存在。老师傅认为,这样太快了、太快了。陈庆龙和老师傅磨合了一阵,最终对方接受了新鲜的事物,反过来提出了很多建议,“他会说,这个模具该怎么设计,才能恰到好处,不至于使用起来时出现很多问题。结合他的看法,做出来的东西变得很完整。”
最开始,陈庆龙也有些不适应。过去,为动漫做造型时,他有很多自由发挥,设计嘴巴、眼睛时,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夸张的表情。但工程师告诉他,嘴巴是微张的状态,机器人在讲话的时候,才能呈现最自然的状态。
“我很看重机器人的外在形态,它的完整性,哪怕它不动的时候,看起来会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” 在陈庆龙的工作中,经常需要和机械工程师做讨论。“但他们要确保活动的灵活性,在各个关节,要有更稳固的移动性,活动空间最大化。但这样的话,穿好衣服动起来时,会比较丑。我们只有不断磨合,找到平衡点,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”
谈到这份工作,陈庆龙认为,要比同学们幸运很多。雕塑专业比较冷门,从事对口的工作很少。有一小部分同学,会开工作室,卖一些版画、工艺品,有些会去美术培训机构当老师。但更多的人,选择了转行,从事办公室文员、销售这样的工作。进入美院的朋友们,也差不多,普遍都不先找工作,过几年艰苦、贫穷的艺术家生活。但被选中的人,很少,大多数人只能开始新的生活。
平日里,陈庆龙很少再做雕塑作品,他认为工作就带来了足够的愉悦。“我的艺术创作,就体现在了这些机器人上。这里面综合了多种艺术学科,有雕塑造型、油画涂装、服装设计。当我们考虑到,机器人的活动场景时,会需要有表演专业,我们要知道调试成什么动作,什么表情,才是最真实的。”
目前,陈庆龙和同事们制造的EX机器人,已经应用在了客服前台、展览展示、教育陪护等领域。同样,在联想工厂,自动化机械手臂,也在取代部分人工作业。但陈庆龙认为,未来的世界,并不是人被机器人取代的世界。只不过,它们减少了重复性劳动。这也会促使,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:什么是好的生活?什么是好的工作?